《感动中国》随笔
本文是写于两年前(戊戌年二月初四于中南大学)的一篇随笔(严格讲是一篇观后感). 如果不是观后感的"任务", 自己纵然有这些想法, 大概率也不会书之于文. 但或许这会是一件好事, 就像当初自己讨厌观后感却留下了本文一样.
记得那是高一的寒假正式收假报道的第一个晚上，同学们还都一边留恋着假期的生活，一边和刚刚见面的同学们天南海北的交流着。突然间，班主任进来，简单扫视了下我们，然后打开了投影仪。“喔，咱们要看啥啊？”有同学好奇的小声问着。“咱学校的传统——感动中国”，有消息灵通的同学解答了我们共同的疑惑。那次我看的很认真，甚至一度眼眶湿润，但今天我认真的回顾了许久之后却不得不承认我不知何时起早已将他们的名字连同事迹一起尘封了起来，或许那就在感动了我的几天之后。
再后来我对这个节目的感情却慢慢变得负面了起来。我仍然会在观看时为荧幕上的他们而感动，但当节目结束时，我却不得不多多少少思量这份感动背后的逻辑——“好人难有好报”。我曾经认为“好人有好报”仅是一种自私狭隘的思想，行善不图回报方是正途。但后来《吕氏春秋》中的子贡赎人的故事却引起了我的思考。这使我认识到在个人的层面上应当倡导“无私奉献，不图回报”，但在国家社会的层面上，却必须要想尽办法让“好人有好报”。因为这样才能更好的建设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和谐社会。
导致我慢慢难以接受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份感动有时过于沉重，其中选取的部分感动人物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这里有两种情况：
其一是诸如09年的朱邦月(困苦照顾家中3个残疾人20多年的退休工人)，10年的郭明义(家中几乎一贫如洗却资助180多名特困生的好人)、刘丽(资助了37名贫困学生的“洗脚妹”)，11年的阿里木(靠卖羊肉串资助贫困学生的草根慈善家)、白方礼(蹬三轮资助近三百贫困学生的老人)，12年的高淑珍(自家院子免费办残疾人学校的农村妇女)，13年的方俊明(救人荣誉迟到28年而一声不悔的湖北见义勇为好市名)，14年的朱晓晖(住在车库却十几年如一日照顾瘫痪父亲的孝女)，15年的吴锦泉(热心公益的磨刀老人)等等这类，他们的共同点在于自身很困难的情况下还作出了常人都难以做出的善举好事。我明白这种行为的弥足珍贵，可我觉得作为宣传是否合适呢？我们当然不能认为慈善、公益等就是富人的消遣品。但对于中国存在的广大贫困人口，重点应当放在鼓励、支持、引导他们先脱离贫困处境，给予贫困、残障等困难人口更完善和可靠的救济和帮扶机制；而不是过多倡导大家在自身都很困难的情况下还去做这类善行。
其二是在生命垂危之际和去世后才类似进行“烈士追认”的工作模范，诸如09年的沈浩(小岗村第一书记，颁奖时已去世)，10年的钱伟长(杰出科学家，颁奖时已去世)，11年的朱光亚(杰出核科学家，颁奖时已去世)、杨善洲(义务植树多年又无偿捐献国家的保山原地委书记，颁奖时已去世)，12年的林俊德(奉献一生的核科学家，颁奖时已去世)、罗阳(歼15项目总负责人，颁奖时已去世)，14年的师昌绪(杰出材料学家，颁奖时已去世)，15年的阎肃(杰出艺术家，节目正式播出前两天去世)、莫振高(广西高中校长，颁奖时已去世)，16年的张超(海军少校，一级飞行员，颁奖时已去世)，17年的廖俊波(南平市常务副市长，颁奖时已去世)、黄大年(杰出地球物理学家，颁奖时已去世)。可以看到，科学家和党员干部是其中的“重灾区”，我认为反复长期播出的这两人的典型代表都是累死在工作岗位上容易让人误解只有工作至死方才是真奉献。更易让人发问——为何这样的人物之前就不能为人所知，死后才被供奉起来呢？
再后来伴随着不断的探索与思考，我却慢慢感到自己之前思虑的不足与简单。首先拿我刚才谈到的两种情况来说。第一种：《感动中国》节目组直视了国家和社会救助机制欠缺这一事实，刻画出了朴素而又热情的中国人用个人的力量进行弥补的真实画面。当然我更注意到了近年来登上节目的这类人物已慢慢消失，如果节目组采取的还是相同的搜寻方式的话，这也就正从侧面说明了全面脱贫攻坚战取得的巨大成果。而针对第二种：则必须首先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科学家和普通领导干部本身就属于“知名度”很低的两个群体，而他们工作的细节限于种种因素自然也难于对外界披露，而从事涉密工作的科学家就更为神秘。这就导致确实只有在他们临死之时或者说是死后才能在“流量为王”的新媒体时代引得较大的关注，从而才能够得上“年度人物”的“人物事件发生在本年度，或者人物在本年度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标准。
更一般的来讲，我也感受到了节目组的难处，因为舆论宣传和引导讲究的就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作为宣传的人物必然是足够令人感动以至于显得不贴合常人的认知，因为人一般很难百分之百的从榜样那里学到全部的闪光点，但如果榜样足够伟大，你哪怕只能学到他的百分之一，那对于社会也将会是长足的进度，毕竟广大的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最最重要的是，这个节目肩负着将国家意识形态植入公众和利用主流意识形态规训公众的重大使命，因而其的政治叙事设计就自然要足够精妙。比如民族团结自02年该节目第一届开始就几乎一直是必提点(十六届节目当中只有06,07年两届未涉及)，而这些相应人物所构成的叙事主题所隐性传达的就是汉族统治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再比如通过警察、军人、消防员的自我舍弃甚至是自我牺牲传达“军民鱼水情”这一观念，从而尽量冲淡暴力机构的暴力属性，并借此来为国家对暴力机构的合法垄断进行正当性宣传。再者，通过巧妙的叙事引导，将政府和社会的职责与义务甚至是失误通过切入点和讲述的设置引导为由叙事所构建的个人英雄(的抗争和努力)上，从而要将对本质的追问意愿转变为沉浸在其中的“感动”。这一点的例子在之前已有所涉及，故不在赘述。当然，在做到这些的同时，还要兼顾行业、阶层、性别选择的广泛性，最关键的是要与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保持高度一致。比如17年第十六届的人物卓嘎和央宗，他们所处的隆子县恰好是中印边界纷争的前线（藏南地区，也即“阿鲁那恰尔邦”），这自然是对17年夏季中印边界对峙事件的巧妙回应。一方面号召人们向这种默默守护祖国领土的精神进行学习；另一方面也在隔空回应网络的“软弱”指责，巧妙劝戒斗争要掌握和注重方式方法。而该年的空军代表刘锐则可视为我国近年来在国防安全寻求更大战略缓冲区方面努力的缩影。
我希望这个节目可以一直办下去，但我不希望他仅是转化为了众人眼中的泪光。我更希望他能鞭策党和国家的职责履行，同时众人应当更多的将目光和行动放在“公民社会”（当然目前似乎更恰当的讲是“人民社会”）的建设和合理运行上来。因为我认为这一节目目前问题的症结不在于这些推出来感动中国的人不伟大，而在于沉迷于这种一时的“感动”而丧失了进一步的思考，久而久之，连感动本身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了。